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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十大商帮
    发布时间:2015.04.22 来源: 浏览次数:

    中国十大商帮

                         前言

          商人,商品和商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是一种积极因素,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资本论》第3416页)。因此,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商业活动,不仅归于探讨人类社会的过往历程,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有其学术价值;而且归于正确认识现阶段商品经济的作用,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同样,我们的祖先从事商业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为举世公认。据文献记载,“神农之时”,就已“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了(易·系辞》下)。及至荛舜禹之际,各地之间更是“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淮南子·齐俗训》)。这虽是远古传说,不能视为信史,但他却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揭示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历史正相吻合。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商业从农业、手工业中分离出来,商人出现了。夏代是我国私有制出现后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居于颍川、南阳的“夏人”,就是“俗杂好事,业多贾”。如果说是上述材料不过是述古之词,不足为据的话,那么,在商代,商品交换意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商人的贩运已是“大车以载,利有攸往”(易·大有》);“特种商品——货币从商品中开始繁华出来,这在文献典籍和甲骨文中均有记载,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可资印证。在中外学者中都有有人认为,“商人”知名乃是商朝人擅于经商得来。次说能否成立,尚待研究。但是我国信史时代的商业史,第一章至少从商朝写起,应是没有问题的。

       周秦之间,各地物资交流更趋活跃,商业空前兴盛。特别是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中。“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不少诸侯国对商人实行保护政策,主张“通商惠工”“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社会上出现了一批集善经商与善从政于一身的任人物。如管仲、子贡、段干木、范蠡、吕不韦等。郑国商人弦高犒师的事迹。千古传为美谈。同时,一些大商人还从经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诸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时贱而买”与“时贵而卖”的经商经验,并被先秦诸子上升成为理论,对后世起到了指导作用。

    秦汉以下,随着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地大物博的中国,商品经济更加发展。市场较前繁荣。尤其是在汉、唐、宋、明这几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中,商业都市”棋布栉比”,商品货币发达,管理商业的机构先后成立,对外贸易日益扩大,外商来我国者不绝如缕。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中国几乎是国际商业中心。

    不过,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是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仰商”的政策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商业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闹局面。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业群体——商帮,它们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最后阶段,他的活动在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商业史中,值得一书。

    近几十年来,明清商帮的研究,在国外史学界都已成为引人注目的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毋庸讳言,到目前为止,学者们的注意力,仅仅只放在各别商帮的研究上,而多数商帮至今还受到冷落。就明清商帮这个大课题来看,大家还没有把个别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没有把“帮”与“帮”之间的共同点找出来,没有揭示出商帮的兴衰原因和活动规律,没有全面地说清商帮的活动于明清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即使是在个别商帮的研究中,对于一些重要问题,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仅以徽商商帮研究为列;徽商起于何时?徽商的性质是什么?徽商资本的出路何在?徽商与倭寇是什么关系?徽商的作用是什么?徽商是怎么衰落的?这一系列问题,在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不难看出,关于明清商帮的研究还不过是开始。我们的任务是,对单个商帮进一步深入研究,进而展开对整个商帮的全面研究;否则便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或者虽见“森林”而看不清“树木”,而这都是我们研究中的缺陷。

    基于上述认识,在中国商业史学会1987年第二届年会之后,学会会长吴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华教授积极倡议、支持编写一部明清商帮的历史。于是在次年第三届年会上,与会同志经过协商、讨论,左后决定撰写较有影响得十个商帮,并成立了编委会,推选了各帮撰稿人。经过大家几年来的努力,书稿撰成,定名为《中国十大商帮》。各个商帮及其写作分工如下;

    山东商帮——李华教授。

    山西商帮——张海瀛教授通稿、张正明副研究员、黄鉴晖副教授、高春平助研执笔。

    陕西商帮——田培栋教授。

    洞庭商帮——罗仑副教授、范进民讲师。

    江右商帮——方志远副教授。

    宁波商帮——林树建副研究员。

    龙游商帮——陈学文研究员.

    福建商帮——陈之平教授、胡刚同志。

    广东商帮——黄启成教授、邓开颂副研究员、肖茂盛讲师。

    徽州商帮——由安徽师大王廷元副教授、唐力行研究员、王世华副教授、周晓光、李琳琦讲师执笔,王廷元通稿。

    上述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这些商帮中的商人,有远涉重洋者,有“布衣交天子”者,有“藏镪百万”、“宛如世家”者,有商、儒、政兼通者。其所经营的项目几乎是百业俱备,而足迹所至则是“山陬海涯”。这十个商帮,堪为明清商帮的典型代表。我们把研究这十个商帮的成果,汇成专著,可以窥见明清商帮的概貌。

    一个商帮,又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它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的联系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因此,对商帮的研究,也有助于研究区域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对于省志、市(地区)志、县志的编纂,则更有直接作用。

    同时,在当前建设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潮中,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第三产业蓬勃发展,以史为鉴。可知得失。《中国十大商帮》中涉及到一些有代表性的商人,他们的发迹起家、经商经验、商业道德、亦商亦儒、利润积累、审时度势、或取或于等等“生财之道”,对正在商业战线上既为国家聚财、又为消费者服务的各路大军,也许能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本书各章在汇集起来以后,我们通阅修饰了全稿。由于时间匆促和水平有限,疏漏不当之处一定很多,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张海鹏   张海瀛识

                                          19936

     

     

     

     

     

     

    江右商帮

    魏禧《日知杂说》云:“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明清时期的官私纂述,多将江西称为江右,江西商人,则被称为“江右商”或“江右商帮”。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也沿着当时的习惯用语,故题名为“江右商帮”

                              第一节

                           江右商帮的兴起

    一、明代江西人口的外流与江右商帮的兴起

       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在两宋时期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均居各路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全国户口数为2.026万户4532万口,其中江西地区为201万户446万口,约占十分之一,人口居各路之首(其次是两浙路,为432万口),《宋史·地理志》对江西的物产做了概述:“(自)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也。”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仍继续保持。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江西在册户、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23.3%,居各省之首,至明代。虽然人口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江西每年所纳税粮,据孝宗弘治十五年(1578)的统计数,却超过浙江,由此可见产粮之富。其它如茶叶、纸张、苎麻、蓝靛、木竹、油料以及制瓷、造纸、木竹加工、烟火等手工业也都在全国占重要地位。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江西本省范围内的商品经济和商品资本较为活跃,并为江西商人的外出经营提供了条件。运河、长江、赣江这一南北贸易通道的开辟,也为江西与外省商品的流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的现象,也刺激了豪族大户对土地的兼并。以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为列,当时江西在册户口为136万户、307万口,其中客户、客口分别占36.2%34.6%。而经济水平相近的两浙路,客户、客口所占比重不过21.1%19.2%,可见当时土地占有问题的严重性。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官府的繁役重赋,尤其是服役的严重不均,从而导致鄱阳湖区和吉泰盆地等经济发达区大量农民的脱籍外流。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巡按御史唐龙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尽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江西有等巨室,平时只买田产,遇造册时,贿行里书。有飞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者,不落户限为包纳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着;有过割一二,名为包纳者;。。。。。。在册不过纸上之捏,在户尤皆空中之影。以致图之虚以数十计,都之数以数百计,县之虚以千、万计。

    逆年派编差,无所归者,俱令小户赔偿;小户逃绝,令里长;里长逃绝,令粮长;粮长负累既久,亦皆归于逃且绝而已。由是流移载道,死亡相枕,户口耗矣。”但是,这些流移人口一般并不去田多人少的赣南,而是流往他省。嘉靖时曾在江西任职的海瑞对此作过分析,他认为,江西的流民以吉安、抚州、南昌、广信(今上饶)为多,其中到赣南的仅十分之一,十分之九游食他省,如果到赣南,当地里甲得强迫他们入籍,分担服役,原籍官府又行追捕,而逃往他省,却没有这些麻烦。

       据《元史·地理志》,江西行省的龙兴(南昌)、吉安、瑞洲、袁州、建昌、临江、抚州、江州、南康、赣州、南安11路及南丰州,以及江浙行省的饶州、信州二路和铅山州(以上为明清的管辖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在册户口为267万户、1370万口;又据《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江西在籍户口数为156万户,810万口,在100年里户、口分别减少了41.4%40.9%。期间虽有元末近20年的战乱,却也有明初20年的生息。从全国的统计数看,洪武二十四年与至元二十七年户、口基本持平。这就说明江西户口的大量减少,主要并非天灾人祸所造成,也不全是豪门大户的欺隐户口,而是大量的外流。同样,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全国户口统计树叶和洪武二十四年基本一致,江西又减少了22万户,224万口,户均人口也有5.17口减为4.36口。这成百万人口流向湖广、河南、四川、贵州、云南以及其他地区湖广是“地多异省之民,而江右为最”;河南是“四方之贾人归耶,西江来者尤众”;云南是“全省抚州人居什五六”;北京也是“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处于东南,江右为移”流向外省的江西人,固然有许多仍然是垦殖务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工商业活动,丘睿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对移民湖广的江西人的生计做了这样的分类;置成产业者,名为“税户”;为人耕佃者,名为“承佃户”;贩卖贸易者,名为“营生户”。所谓“营生户”,实际上就是在当地从事工商业的江西商人,而置成产业的“税户”,也有不少是兼营土地及工商的,其它地区与湖广的情况当不会相差太大。这些散步在各地的江西商人,或久居一方,或往来于江西与各地之间,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江右商巨流,为世瞩目。可以这样说;明代江右商帮的兴起,正是江西流民运动的产物,同时也反映江西流民运动的特征。(明)张翰说;“(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检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正说明了江西流民多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这一特征。它和其它因素一起,决定了江右商帮的几个明显特点;人数众多。操业甚广,活动地区广泛,资本分散。渗透性极强而竞争力较弱。

    二、江右商帮的活动区域

      对于江西商人的活动,明代临海人王士性有一段著名的概括;“江(西)、浙(江)、闽(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一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由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为江右尤甚。······故做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抚州人艾南英也不无自豪地声称:“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与其所。”吉安人彭华也说“(吉安)商贾负贩遍天下”。如果我们对明清时期江右商帮的活动作一寻踪,就不能不承认王士性等人所言并非夸张。

    湖广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古今图书集成》叙述了武昌、汉口、汉阳的繁华,“五方杂处商贾輻辏,据以贸易为业,不事耕种”,往来贸易者,“趾相错,踵相接”。这里正是江西商人的聚集之处。用徐世溥的话说,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在汉口称六大行业,皆有江西商号,尤其药材业,几乎被江西清江商人垄断。濒临洞庭湖的岳州府,民户多以渔业为生,而“江湖渔利,亦惟江右人有”。地处南北冲要的长沙、衡阳,商贾汇集,也以“江西人尤多”。明代兴起的竟陵(近湖北天门县)皂角市,居住者大约3000人口,本地人仅为十分之一。均从事耕作;十分之七来自江西。绝大部分是商贾之家。地处湘黔边境的洪江,鄂西的郧阳、钟祥,也有大量的江西商人,“生理甚旺”。无怪乎明清时期湖广流行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

    云南、贵州、四川,是江西商人活动的又一重要地区,王士性在明神宗万历时为澜沧兵备道,就他估计,在云南居住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江西抚州人,开始以为他们只是在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后来发现,只要是有村落的地方,不管是汉人居住区,还是少数民族区,都是江西商人,因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艾南英也说,抚州的“富商大贾,皆在滇云”。据《皇明条法事类纂》说,明江西安福县、浙江龙游县商人三五万人;临安府(今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及通海、华宁、新平、峨山等县)也有许多外地商贾,“西江之人最多”。在贵州的江西商人也接介于道,同贾于市。《黔南职方纪略》说来贵阳的商人“毂击肩摩,籴贱贩贵,相因坌集”,其中最多的是江西人。回龙场和双流泉是清代兴起的水银生产基地,据贵州地方史资料说,这里的汞商十有八九是江西、湖广人。镇远府(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北部)、松桃厅(今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等地,江西商人也“所在皆是”。有荆湖朔江而上,四川的州、重庆、叙州诸府,乃至岷江上游的松潘,涪江上游的梓潼,均有江西商人活动的记载。明宪宗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物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交易铜铁、聚众开矿,而要求明令禁止。

    福建、两广,也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明代学着王世发现福建的建阳,邵武、长江等地居民的口音很像江西口音,这与江西商人的活动和入籍有很大关系。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这里的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但属于道,“有毂击肩摩之势”。广东潮、惠等地棉纺业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从赣北运来,吉安布商有在广州、佛山等地设立“粤庄”者,连州、高州等地还有不少关于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钱的记载。广西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处,江西盐商、木材商、药材商活动频繁。尤其是梧州,居左右江汇合之冲要,百货往来,帆樆林立,其繁荣程度在清前期几乎与汉口、湘潭比肩,江西商人在这里所开商号有百十家。

    地处中原的河南及北方各省,同样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早在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河南南阳知县李恒圭上书明廷,说该地有许多江西商人,放贷生息,累起词讼,要求申明禁约。英宗天顺时的大学士李贤,也说他家乡邓州四方商人云集,“西江(即江西)来者尤众”。英宗正统十四年,河南布政使年富甚至要求政府尽驱在当地的江西移民,尤其是江西商人。河间府的瓷商、漆商、宣化、登州(今山东招远、莱阳、莱西、海阳等地)的书商。巾帽商等也“皆自江西来”。陕南山区,历来是流民汇集之处,清陕西察使严如煜说这里土著居民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皆来自湖广、广东、安徽、江西,而江西流民则多从事工商活动。

    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明人张瀚的《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城,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子。”据吕作

    先生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所以明初江西籍大学士朱轼说:“前朝惟吾乡会馆最多”。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21%,比重虽少于明清,但仍居各省之首,比当时势力最大的山西会馆(45所)还多。虽然对于这些会馆的性质至今仍有争议,但其中相当数量为商人建或土所商合资共建则毋庸置疑,于此可见江西商人在京的地位。

       南直(今江苏、安徽)、浙江,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最为发达地区,明代徽商在这里有相当大的势力,清中叶右相续有宁(波)(绍)兴帮崛起,但江西商人的活动也从未终止过。扬州隋唐以来为江惟百货的集散地,商贾接踵摩肩,江西商人有许多在此贩盐售木而致富,据万历《扬州府志》说,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盛,其次则是陕商、晋商和江右商。江北的眙盱、泗州,江南的南京、苏州、松江及浙江的杭、衢、婺、处诸府,也均有江西商人列铺坐卖,或辗转贩运,浙江山区盛产药材、纸张,江西商人深入山区,“在在而满”。大别山区盛产药材,成为江西清江药商的重要采购点。

    极边如辽东、甘肃、西藏乃至楖外异域,江西商人也携带货物往返。玉山县商人张良舒,长年在沈阳经商,积资甚富,有人将当地佳色少女介绍给他,良舒不为所动,“同旅称畏友”,可见这一带的江西商人不在少数。南丰县商人夏某曾多次出入西藏,最后病死余旅途竟然被她的儿子打听到了下落,扶柩而归。甘肃一代有江西商人所建会馆。景德镇瓷商则往往远涉重洋,出海贸易。明成祖永乐时,有“饶洲人”程复是明初经商至该地定居的,很有可能是景德镇瓷商。世宗嘉靖时,曾命“浮梁(即景德镇)客”汪宏等随外船出海采买香料,汪宏等很可能是经常出海贸易者。崇祯时,给事中傅元初请开海禁,认为海禁一开,浙直的丝客、江西的瓷商必然超趋之若鹜,政府可从中取利。南城、万安等地商人萧明举等经商至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明武宗正德时作为该国通事到北京,仍然“私(购)货材”。同治《南昌府志》说丰城县的商贾工技尤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咦、流落忘归者时常四五。”王士性在神宗万历时曾派人巡视缅甸,使者行程近万里,历时两个月,回报说只要有居住点,其头目往往就是江西抚州人,这些“抚人”又多为经商至此而定居者。

    在我们所见到的材料中,明清时期有固定经商地点而又有姓名可稽的江西在外商人共374人,其中,在西南云、贵、川三省的102人,占总数的27%;湖南、湖北86人,占22%;闽粤70人,占19%;浙直72人,占19%;北京及北方数省32人,占8.6%;辽东等边境地区7人,占1.9%;海外6人,占1.6%。这些数字虽然极不完备,比例也自然不可能精确,但仍然可以看出江西商人的分布状况。

    其实,许多商人的行踪并不限于一地,如临川李拱极,弃儒经商,往返于滇、蜀、黔、楚、及两广,以致巨富。金溪商人里鹜英在外数年未归,其子循着他的经商路线,走湖广。趋西安,越秦岭,最后在华阳(今四川双流县)父子相遇。还有大量商人因资本所限、家庭所累,无法远离故土,只在邻县、邻府往返贸易或列肆经商,他们和那些趁农闲进行短途贩卖的农民一起,成为明清时期江右商帮的强大后备军。

    三、江右商帮的社会构成和资本来源

    明人谢肇湘对他所认为的当时最善于经营的徽商和江右商进行了比较:“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江右多贫者”,寥寥数语,却在无意中道破了江西商人的基本特征。它是由江西商人的基本社会构成和资本来源方式所决定的。

    明清时期的江西商人,主要由以下几种成分构成。

    1、家贫服贾者    我们在有关资料所见的1700多名明清江西商人中,有70%左右时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因生计所迫而流往他乡,弃农经商。他们之中,有的是父母双亡。家贫如洗、无以为生的孤儿。如新城(今江西黎川)汪毓富、金溪胡对扬、丰城徐兆课等,都因父母死后,“家如悬罄”,才各持一点土产外出谋生,从而开始他们的流移和经商生涯。广丰周维新3岁丧父,母亲改嫁,于是由姐姐抚养成人,一到成年,即独自外出经商,积累了一点薄产。有的是因为家贫,受父母之命而外出经商的。如丰城徐文豹、金溪徐廷辉,都是父亲死后,家无恒产,受母命经商。清江县的穷家子弟一到十来岁,就被家里赶出去自谋生路。还有的则是因家贫而自觉承担起养家活口的责任的。如崇仁聂瓘,父母俱盲,家境日寒,于是抛下两亩薄田,凭借当地出产煤炭,每天挑煤赴市出卖,以供养父母,后来生意逐渐做大,于是走湖广,入滇云,成了一位小有资本的商人。玉山江天佑,父亲死时才十四五岁,两个弟弟,一个6岁一个才6个月,“家无担石之储”,母亲操持家务,料理田亩,生计困窘,“遂服贾以谋甘旨”。南昌刘善萃,孩提时见父亲终年脸朝黄土背朝天,还是养活不了一家人,总是暗自落泪,一待年长,即独自往汉口寻找生计,通过邻里相帮,以贩卖土产来接济家庭生活。

    这些贫家子弟,一般从小就从事各种劳动,自理解能力较强,故而稍长就能独自远出,求绳头之利。如丰城熊登轨,幼年丧父,开始与其兄卖柴养母,到15岁,就随人去四川,贩卖丝布。开始的卖柴,实际上为后来的卖布作了准备。

    清朝人王骥记载了这样一位小商人:会昌曾汉茂,兄弟6人,汉茂居长,开始以农作为业,养家活口。到三十来岁时,因家庭人口越来越多,家境每况愈下,想外出营生,又怕丢下老母引人耻笑,日以家事为忧,不得要领。忽然一天晚上,梦见一位仙人,神人对他说,你如此辛苦养亲,何不就近选一个好地方,谋取生理,既可以养亲,又可以获利。曾汉茂一觉醒来,觉得是神明给他指示生路,于是将这事告诉母亲,并向邻里乡亲借贷本钱,学做豆腐生意。过了几年,家业渐起,到40岁时,买了300担租的田,成了小康之家。所谓神告云云,实是日思夜想所至,兼有借题发挥之意:而曾汉茂也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江右商”,只是在本地做买卖的小生意人。但这段记载的价值在于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贫苦农家来说,欲改变现状,只有一条路可供尝试:“谋一生理”,即从事一项与自己的财力和能力相符的工商业。

    2、弃儒经商者    弃儒经商者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幼年失怙,为家境所迫,忍痛放弃学业,外出经商以求生路。这种情况也可视为因贫服贾者。如赣县兰玉田,从小聪明好学,,被乡人视为小秀才,到8岁时,因父亲去世,母老家贫,只得弃儒从商,供养老母。泰和萧天贞也是从小习举孑业,才华出众,泰和又是科甲鼎盛之乡,因此虽然家境贫寒,乡里富户也不敢小看他,以为登榜入仕,只是时间问题,但终因家庭无法支持而放弃科举,外出谋生。

    明代学者罗洪先曾为吉水周松岗作墓志铭,松冈幼年丧父,与兄同习举业,还有一个弟弟,才几岁,母亲不得不挑起全部生活重担。松冈自忖:“使予业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阞母康,吾何择哉。”于是弃儒经商,独立走汉川,贷人子母钱,居奇化滞。经过多年经营,财力渐丰,兄长得到他的资助完成了学业,弟妹的婚嫁也由他一手操办。“使予业儒,母氏阞阞;使予而商,身阞母康”这条由罗洪先总结提高的金玉良言,既昰事实,也可以给天下寒士以启示。

     二是世代业儒的小康之家,苦无中式显露者,家道日落,父辈拘于儒家陈腐陋习,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于是让子孙辈弃儒经商。如丰城李钟喆,继承家学,自视甚高,可是文运不佳,老是考不上举人,家道渐衰,有时甚至有时甚至衣食也感到难以维持,却不愿放弃士人的身份,总算还算识时务,命两个儿子到汉口去经商,于是家道中兴,孙子李鹍化中了进士,钟喆自己也因此而被赠予“文林郎”的虚衔。这可以说是曲线业儒,以商养士。新城陈以汧也困于诸生30年,后命儿子陈世爵经商,“贸迁于吴楚闽越燕齐赵巍间”,积资巨万,成为当地首富。

    三是科场失败,对举业失去信心,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该变观念,弃儒经商者。他们当中既有诸生,也有塾师。明邹元标为丰城李庭止作墓志铭说,庭止幼习举子业,屡试不第,于是去而为江淮楚浙游,往来贸易,后来儿子中了进士。不然,也请不动东林魁首为其座传,新城孔昭文则“少读父书,畅游于太学。耻囿乡曲也,往往挟货走燕楚吴越之疆”所谓“耻囿乡曲”,实是科举失败,羞回故里的婉转说法。南城单章,则是弃教从商。单章自幼读书,才甲一方,可惜屡试不第,于是潜心社教乡里,后家俭耗繁,“计非寸管所克支”,于是远涉江湖,从事贩运。

    3.继承父业者     在明清时期的江西商人中,也有不少是继承父辈家业从商的。如金溪李道铨,幼年就随父亲李英若服贾成都,后来父亲死在异乡,道铨即“身持筹”,继承了父业。新城邓兆馨、玉山肖溥智、会昌何长者、金溪周文焕等,也都属于这一类。且皆能张大家业,为地方首富。

       从江西商人的社会构成可以看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借贷就成为江西商人主要的资金来源方式。鲁仕骥《中田保甲图说》称新城“为士者多以训读为事,为商贾者多假货为生,为农者皆佃主租,始岁勤动,所得不足所食”鲁仕骥对新城县的分析,实际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江西士、农、商贾的普遍状况,也为谢肇所说的“江右多贫者”提供了根据。

    临川戴珩,有“戚某”向他人借贷6000余金贸易与粤,数年不返,这是笔者在材料中所见的江西商人中数额较大的一次借贷。又东乡王曙斗,有“戚某”负其父千金,因经营亏损,无力偿还。曙斗将借劵退回,不予所偿。丰城熊作宾,幼年业儒,长而从商,“累  金盈亿”,对同行经商者多加扶持,有刘某向某借贷千金,经营不善而折阅,熊作宾复贷千金,刘某终于获利数倍,偿还两次借款。崇仁谢仁思因家贫服贾于湖广四川,转输于福建广东,20年间,积资巨万,曾抽出4000  钱借贷给同行商人,3年得利息千余。

    以上均为款额逾千(两、)的较大借贷,而更多的则是小额贷款。上文所说的新城邓兆龄,弃学经商后家资日富,贷给同乡黄某300

    外出贸易,一年后在湖广相遇,才知道黄某因船没货倾而亏折殆尽。南昌万惟佑少时读书,因无法支付学费而弃学,向人借款百金为本钱,外出谋生。其他有借二三十。五六十不等,最甚者如奉新岳正光,父母双亡后,家贫不能举火,只得终止学业,到笔铺借了10支笔,卖了数十文钱,从而开始了它的商业活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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